【爱国报国】中国沙漠之父朱震达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理论研究与整治水平正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许多专业占据了领先地位，沙漠所一度名震四方，达到了辉煌境地，引起中央领导层和海外政要的关注，先后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位是国务院总理）和一些外国元首前来视察并题词鼓励；不少国家委派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访问，观光学习；国际学术交流连接不断，肯定语不绝于耳，着实让从事中国沙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满面春风，扬眉吐气了若干年。

这项令人鼓舞的辉煌成果，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以朱震达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沙漠学子用了将近三十年时间的智慧与心血共同浇灌出来的，实属来之不易。其中的艰难险阻、酸甜苦辣，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懂得。有位身临其境的科学家说：“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每取得一个数据，弄清一个标本，都要超常地付出，数倍的代价才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科研仪器陈旧落后，野外装备十分简陋，日常生活相当艰苦。我们队伍中的每个成员，就像候鸟一样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地工作在其中，他们啃的是干馒头，住的是地窝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外考察，数十里的荒漠沙丘，总是以步代车，偶尔骑次毛驴、骆驼就算是奢侈的享受了。白天顶着烈日或严寒考察取样，晚上点支蜡烛整理资料，工作起来，个个都是“拼命三郎”。生活待遇每日补贴不过几角钱，从无一人叫苦退缩，这就是我们中国当时的科学家。全所副研、高工以上骨干，无一例外地在那最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至少摸爬滚打了二十年以上，几乎献出了所有。难怪外国友人戏说：“中国知识分子最价廉物美，经久耐用。”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我国沙漠与沙漠化科研团队中，朱震达教授的“车头”作用四十多年无人能取代。业内人士都知道，在近半个世纪的科技创新道路上，先生从国家治沙队的毛头小子到沙漠研究室的首任室主任再到沙漠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这样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始终走在最前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诸如引领科研方向，制定发展规划，设置战略布局，研究主攻目标，兵种合理搭配，组建攻坚队伍，优化科研机制，培养后起之秀，总结经验教训，夯实发展基础等方面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我所开创阶段的历史证明，他在这一学科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

人们曾这样评价过朱震达先生：在我国地学领域，朱震达教授称得上是一位学术造诣高深，理论功底厚实，实践经验丰富，地面成绩突出，学风十分严谨，论文专著新颖，指导思想超前，创新方向明确，社会声望颇高，群众口碑盛佳，敢与院士们一比高下的顶尖级专家之一。据我们十五年的零距离观察与切身感受，觉得这一评价实在、合乎实际，客观公正。人们看到，在朱震达忙碌、勤奋的身上，同时体现出这样五种精神：敬业奉献精神、求真务实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开拓创断精神、甘为人梯精神，堪称楷模。

正是朱震达先生和他带领的这支科研技术队伍，破天荒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摸清了我国沙漠与沙漠化的底子，弄清了它的本质、特性及其形成发展规律，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中国人自己治理沙害，造福人民的第一张蓝图，为下一代沙漠人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给他们在这一学科领域继续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它的社会意义深远，经济效益巨大。朱震达先生是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那么朱震达先生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为何能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这完全可以从他走过的人生道路中得出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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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朱震达以最优成绩从南京大学毕业，被自然科学最高殿堂中科院首选分配到南京地理所，在著名地貌学家沈玉昌教授手下工作，得到了造诣深厚、学识渊博，一向以严格著称的沈先生的真传。朱先生一贯务真求实的学风源于沈先生之法。德高望重的沈玉昌教授曾亲自带领朱先生在汉江流域考察，手把手教他一整套方法，天天严格检查他的工作进度与质量，再三强调要做到四勤———勤看、勤记、勤分析、勤总结。经过三年的现场锤炼，朱先生养成了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也养成了特别严谨的作风，为他后来走上成功之路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考察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三篇颇有见地的论文发表在《地理学报》上，向导师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苏先生1956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同年九月以优秀科学家身份被国家选送去苏联进修深造。他第一次认识沙漠是在苏联中亚地区，当时的目的是回国后，要跟导师研究沙漠地区的地下水问题，朱先生留苏期间，苏联已经开始了较系统的沙漠研究，他跟随人家的科考队伍，跑遍了中亚辽阔的沙漠地区，取得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为他开创沙漠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9年研究生毕业回国的朱先生，被选入了中科院治沙队，担任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队队长。总面积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这里自然环境极其艰苦恶劣，沙丘类型十分复杂。对它的考察，19世纪末就有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先后做过了，但中国人自己组织考察队进入塔克拉玛干作深入系统的考察却是前无古人第一回。他心中也是一片空白，国外一些考察资料中把塔克拉玛干描绘得十分恐怖，甚至宣称为“死亡之海”“不是生物能插足的地方”。

其中一位叫赫定的瑞典探险家，在他的《新疆沙漠游记》中这样描述塔克拉玛干：1859.4.28，“黑风”从东面吹来，非常猛烈，对面看不见人的沙云把白昼变成黑夜，如果看不见了大队，无论是叫喊、是放枪，在咆哮的风声中都听不见，唯有最近的骆驼才看得见，其他的都消失在漆黑的帷幕里头。风吹时，其中总有几万沙粒发出奇特的咆哮声音，所以在此旅行的人，必须紧紧地聚在一起，牲口也须挂铃在颈上，免得迷失。晚上为确定第二天行程方向，必须立下一个标记。我的伙伴们，因为口渴，开始成为半痴呆的人。他们拿一个白铁桶去盛骆驼的尿，那是非常浓厚而带黄红的，他们拿来倒在杯子里，加上糖和醋，捏着鼻子喝下去，不一会儿猛烈的呕吐起来，吐后睁着死板的眼睛，又咀嚼那杀死的羊的肺脏。骆驼整天躺在早晨来时的位置上。它们困难的、将死的呼吸是唯一的声音，打破我们周围坟墓一般的寂静。它们都是漠不关心的样子，完全听天由命的。它们的咽喉成了蓝白色，完全干瘪的。我们眼前发黑，精疲力竭地倒在沙漠上，我们像兽一样，咀嚼着柽柳的针叶。

时年二十九岁的朱震达先生肩负祖国重托，率数十人的科考队伍，在没有先进设备和生活装备，没有可靠资料，更没有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出征，就碰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无疑是一次学识、意志与胆略的严峻考验。“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族语言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到底能不能进得去出得来呢？年轻的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但血气方刚，报国心切的他，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想得更多的是科学考察事业和祖国荣誉，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他鼓励队员：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支进塔克拉玛干的科考队伍，党信任我们，全国人民支持我们，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揭开“死亡之海”的面目，摸清它的特性与规律，验证西方学者的论断，真正弄清它的本来面目，为进一步研究利用它寻找科学依据。责任重大，工作意义深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他们选择了风沙活动最猖獗的皮山地段，设立了半定位观测站，积累风沙移动资料，在这里风声就是考察队员们出发的信号，无论大风小风，都要一次不漏地观察记录下来。那时没有自动仪器，全靠人手举风速仪，提取资料。每遇大风，人无法站立测速，就用粗绳把人牢牢捆绑在事先设好的柱子上观测取样，每场下来七窍都被沙子塞住，手脸被高速刮来的沙粒刺得“体无完肤”，却无一人叫苦。他们这样一连干了三个年度的风季，终于查明了裸露平坦沙质、风沙流动和沙丘形态变化规律，取得了第一批完整的风沙资料，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在面上的考察中，他们更是付出常人难以置信的艰辛。变幻莫测的大漠腹地，昼夜温差悬殊，白天零上75度，夜里零下40度，人体要适应它，谈何容易？没有去过沙漠的人不会知道沙丘上行走的艰难，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头上烈日蒸烤，脚下沙子煎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处躲也无法逃，只有拼命坚持。每当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宿营地的时候，一个个嘴唇干烈、鼻孔流血、两只眼睛血红，犹如刚从火线上转移来的伤员。这里虽不是血与火的战场，却处处埋藏着杀机！朱震达先生和他的队员们，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硬是在这个沙暴压顶、天地混沌的世界中，于拉手地进行了为时三年艰苦的考察。他们在炽热灼人的茫茫沙海中探寻求索着，他们挖地数丈，叩问着沙粒深层的碎螺残壳、浅层中胡杨柽柳的遗骸。

他们先后到了克里雅河干三角洲、纵深二百公里的喀拉屯古域，深入到古尼雅城，搜集了大量环境变化的宝贵资料，胜利地完成了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首次系统野外考察和定位半定位观测试验。他和他的全体队员一个不少地走出了“死心之海”。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参照航空照片进行分析研究、先后与陈治平、吴正等合作，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专著《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地貌研究》，编制了第一幅《塔克拉玛干沙漠地貌图》，被中国科学院定为“地学方面最优秀科研成果之一”，并给予嘉奖。《风力作用下沙丘演变过程若干问题的研究》被法国里姆斯大学莫尼克教授认定为世界沙丘地区研究中的最优秀著作。

对塔克拉玛干的考察刚刚结束，论文尚未脱稿，朱先生已经在脑海里谋划出吃透中国全部沙漠的构想。占我国沙漠1/3的塔克拉玛干已经弄清楚了，另外2/3也应全部尽快摸清，拿出一本概述中国沙漠的专著，向党和人民交差，为生产建设部门提供科学依据。于是，他先后协助有关部门，在塔克拉玛干的南缘、莎车、皮山，在腾格里沙漠与黄河交汇处的沙坡头充实和加强了科学治沙研究站，对沙漠进行定位规划置于治理的综合研究。在参加有关沙区铁路选线、农牧业开发利用等项目考察过程中，他细心搜集资料，详实地积累了腾格里、呼伦贝尔、科尔沁、乌兰布和、河西走廊等地区沙漠地貌资料，参阅了全部已有图书资料，终于著出我国第一部《中国沙漠概论》，填补了我国沙漠学界的空白。

1965年，朱先生受命走出北京地理所，来到兰州冰冻土沙漠研究所沙漠室，出任首届室主任，中国人科学治沙的帷幕终于正式拉开。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为国人奉献全力的时候，“文革”来了，一夜之间他便无所适从了，宏伟的计划打乱了，室主任的职务停掉了，头上还戴上了“走白专道路”“坚持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大帽子，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身处险境，横遭责难的朱先生表面上接受批斗，思想上仍然不改初衷，“顽固不化”地继续着祖国沙漠研究事业。他利用尚未被专政的机会，与有关同志争分夺秒地跑到南疆，进行风沙地段的考察和沙通线选线等工作，如饥似渴地收集整理中国沙漠有关资料。然而造反派认为他态度有问题，决定将他下放农村进行改造，多亏他善良的妻子、当时的助理研究员姚育英，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勇敢地站出来要求替夫下乡接受改造、至死不悔，这才避免了朱先生科研事业被腰斩的厄运。许多好心人害怕走在钢丝上的朱先生有闪失，偷偷劝他停一停科研工作，以免招惹大祸上身。他却固执地认为：沙区人民急需治理沙漠，改善自然环境的科学依据，各大专院校教科书也急需这方面的论著，如何停得？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到他既定的科研规划之中。这段时间，他争分夺秒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诸如乘车、上厕所、排队、买饭、车站、码头、购票排队的时间，他都能充分利用，只要身子能坐下去，都可成为他理想的学习、工作环境。他写作的最佳时间是别人进入梦乡以后，著名大作《中国沙漠概论》正是在“文革”期间问世，这是多么不易啊！1974年该书正式出版，可谓是一个奇迹。1980年这部专著再版，新增了许多内容，使它更趋完善。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沙漠的权威巨著，一经问世，就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赏与喝彩。后来他光荣地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称号，1979年破格由助理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这种破格在中科院晋升史上也是罕见的。

1977年8月，朱震达先生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的首届国际荒漠化会议，研讨全球土地荒漠化问题。会议期间，他既不欣赏肯尼亚天然动物园的奇珍异兽，又不被赤道独特的风景所吸引，一头扎在来自各国的新鲜学术资料堆里，深入研究沙漠化问题。沙漠化涉及全球20%的人口，2/3的国家和地区，是国际特别突出的一个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沙漠与沙漠化一字之差，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地理学，后者属于生态学，它的祸根，主要是人为活动。在那些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人为破坏，使得原有脆弱生态失去平衡，出现了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从环境治理角度看，沙漠化是危害极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平均每年有500-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沙漠化土地。因此，成为当前与干旱半干旱地区人民生活最密切的重大现实问题。朱先生回国后，组织精兵强将，全力投入我国沙漠化问题的调查研究，开创了中国沙漠化研究及风沙环境治理的新领域，在理论上，他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阐明了中国沙漠化土地分布规律，成因类型，形成机制，发展过程和趋势，结合我国实际完善了沙漠化的定义。明确提出，沙漠化是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带人类过度经济活动与脆弱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以风沙活动为标志的地表呈现类似的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指出沙漠化的历史过程、现代过程、物理过程和逆转过程，代表着沙漠化发生、发展，演变及其整治的全过程，是我国沙漠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后山地区，科尔沁草原、鄂尔多斯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南部和河堤上的农牧交错区是我国沙漠化蔓延最严重的地区，是我国沙漠化治理的重点区域，从而为我国沙漠化的研究和治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方面，他精确编制了全国1∶400万和重点区域1∶50万典型地区1∶5-10万的沙漠化系统图数十套件；制定的沙漠化土地分类系统，指标体系和编图方案，不仅使我国的沙漠化制图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且至今仍在指导着我国沙漠化的研究；提出的全国和各地区有关沙漠化面积，类型比例，扩展速度等大量科学数据，不仅得到了我国政府的认可，成为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1991年全国治沙工作会议），而且为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内外同行采用；对于沙漠化土地的治理，他提出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扩大林草比例，生物防沙与机械防沙相结合的沙漠化防治体系，在北方半干旱地区应用后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

他在国内布设了沙坡头、奈曼、临泽、盐池、延津、河西、南昌等多个野外定位研究站和沙漠化治理示范区。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了适合不同气候带的沙漠化整治模式，推广后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他提出的我国沙漠化的防治对策和治理模式为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沙漠化的治理。作为沙漠所的创始人和连任三届、达十四年之久的所长，他构建我国沙漠化研究的总体框架和科学研究体系，建立了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沙漠化研究国家队，为我国沙漠化的进一步研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朱先生通过对我国主要的沙漠全面综合考察和定位半定位实验研究，首次论述了沙漠地貌形成发育特点和机制，阐明了风与沙丘表面吹蚀堆积之间的数量关系和沙漠物质的来源，风沙流结构及沙丘移动规律，提出了“就地起沙”理论，指出风沙物质的搬运主要是在近地面层１米高的范围内进行，只有粉沙才能吹扬到远方，从而明确了治沙工程的重点是对当地流沙地表的固定，其次才是防止外来沙源。这一理论几十年来对我国风沙工程研究起着主要指导作用，为建立我国工程治沙技术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创立和发展了中国治沙工程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在铁路、公路工程防沙方面，他提出了“固、阻、输、导”的治沙工程技术体系，即丘表沙障与草、灌相结合的“固”，外围地带阻沙棚栏或丘间片林与封育相结合的“阻”，防护体邻近导风栅栏加速风力堤与半滑浅槽相相结合的“输、导”。这一工程防沙体系成功应用于南疆铁路干山沙漠地段和京通铁路奈曼沙漠地段的选线和防沙设计，不仅使铁路少走了弯路，节约了大量投资，也有效防止了铁路沙害。该技术体系还应用于包兰、兰新铁路和塔里木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的沙害防治上，保证了沙漠地区铁路公路畅通无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粗略估算，直接经济效益在百亿元以上，在国内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农田沙害治理方面，提出了以绿洲为中心向外围推进的“护、阻、固、封”的治沙工作体系，即绿洲内部的护田林网，绿洲边缘乔灌结合，以防沙林为主的阻沙带绿洲边缘沙丘地段沙障与障内栽植固沙植物相结合的固沙带和绿洲外围的封沙育草带。这一技术体系在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及宁夏沙区绿洲的沙害防治中取得了广泛有效应用，为维护绿洲稳定，保证农田免受风沙危害起到了重大作用。在甘肃省靖远到敦煌一线的三北防护林设计中，他提出了以围绕绿洲为中心的防护林方案，使原来沿直线营造防护林带的设计得到了修正，大大提高了该段防护林带营造的成功率和防护效果。他提出的治理工程体系已为联合国环境署、亚太经社会和摩洛哥、马里等第三世界国家所采用。所著《中国沙丘固定》一书，1991年被联合国出版，并受有关方面的邀请，先后去阿尔及利亚、伊明、埃及、西班牙、印度、土库曼等20多个国家讲学。受联合国环境署委托，主持了12次国际沙漠化防治研讨会与讲习班，培训国际同行300多人次，受联合国开发署委托，主持“马里绿色屏障地区沙漠化防治”项目。1977年至1990年作为中国代表及顾问，多次参加联合国环境署沙漠化防治会议及评估制图工作。1995年受联合国环境署委托，主持组织了“中国荒漠化防治国家行动方案与研究”。他的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中国沙漠化治理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影响更加广泛深刻。

改革开放打开了长期关闭的国门之后，朱先生“博采各国之长为我所用，以我之长为国争光”的国际学术交流的指导思想得以充分展现。他凭借自己在本学科领域的领先优势，1978年以来，频繁活跃在世界沙漠化研究的最高论坛上，由于他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和不断做出的新贡献，影响日益广泛起来，知名度越来越高，1985年他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被联合国环境署和亚太经社会聘为沙漠化科学顾问，先后担任过世界自然保护协会生态学会理事，世界实验室沙漠化研究负责人，国际沙漠化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学理事，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理事，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委员等职。1980年以后，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沙漠分会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92年任中国治沙暨沙漠学会副理事长。1993-1994年作为我国代表团科学顾问，参与了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国际公约的谈判。1994年起，被国家聘为防治荒漠化国际公约中国执行委员会高级专家顾问，1996年UNEP聘为全球环境基金评议组专家。

朱震达在实践中，先后吸收和培养出一百多名高、中级科研骨干，正在有力地继续着他开创的事业，其中他亲自培养出的硕、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44人，均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有的已长成本领域的栋梁之材，如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长王涛已成为中国沙漠学科首席科学家和博士生导师，史培军当上了北京师大副校长。他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编写专著10余部，其中《治沙工程学》《中国沙漠化防治研究》是我国沙漠、沙漠化研究和治理工作的指导性著作，过去20年中，他的文章在SCI和CSCI中被采用高达380余次，他的研究成果在有关沙漠区科研、教学及生产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如今，他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科研领域，离开了他带领的这支队伍，而他的这些理论依然在沙漠及沙漠化学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进方向。

作者简介：冯锦川，91岁，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离休干部。